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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发布时间: 2019-04-30 02:48  【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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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題:在日本現代史上,曾出現過一次驚心動魄的皇位傳承

      曹奂 林娜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4月30日,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德仁皇太子将在5月1日即位,日本由此進入令和時代。在日本現代史上,曾出現過一次驚心動魄的皇位傳承。上世紀20年代末期,裕仁繼位後一改大正時代民主政治,通過登基慶典“神化”自己,由此日本朝着戰争深淵大步走去。

      繼位

      1926年12月25日淩晨1點25分,性情古怪、長期患腦病的大正天皇在葉山行宮駕崩。自從大正天皇病重之後,皇太子裕仁住到了行宮附近,等待接班。天皇一去世,裕仁立即乘車趕往行宮。淩晨3點15分,25歲的裕仁迅速在行宮舉行秘密踐祚儀式,繼承象征皇權的三神器,成了日本第124代天皇。随後,樞密院根據慣例舉行會議,商讨新天皇年号,在政府提供的昭和、光文和神和三個年号中,選定昭和作為新年号。

      與軟弱的父親不同,裕仁想當一位執掌大權的君主,以實現自己的帝王夢想。12月28日,他發布一系列敕令,分别發給陸海軍官兵、皇族重要人物載仁親王、元老西園寺公望等人以及全國民衆,宣布自己繼位并要求國民繼續忠于天皇。裕仁通過這些敕令讓全日本都知道,在他的眼中,軍隊享有特權地位、元老西園寺公望将繼續有權挑選下任首相。

      為了改變大正時期天皇大權旁落的局面,裕仁組建了一個堅定支持自己、同時又可以指導自己的機構,這個機構由七人組成,後來史學家稱這七人為宮廷集團。最初的宮廷集團成員包括内大臣牧野伸顯和侍從武官長奈良武次等人,在裕仁授意下,牧野伸顯對政治事務施加影響、奈良武次指導軍方,宮廷集團中的三名秘書官幫助解決政府内部争端,并為天皇收集情報。

      從昭和時代一開始,裕仁的小型宮廷集團就在憲法規定之外為他建言獻策和提供幫助。宮廷集團努力将君主制置于新的意識形态框架内,與此同時,想方設法突破大正時代發展起來的對天皇權力的限制。宮廷集團認為,在新時代,他們要幫助天皇掌握大權,确保内閣接受天皇的監督,另一方面又要使天皇不用為自己的決策負責任。日本朝野很快就發現,時代确實變了,大正和昭和不單單換個年号這麼簡單。

      奪權

      第52屆帝國議會在大正天皇駕崩後短暫休會,1927年1月18日,議會複會。裕仁和他的侍臣們不失時機地試圖影響政治走向,并讓政界知道天皇擁有統治權。首先,1月19日,貴族院提議設立第四個國家節日,其實,早在兩天前,内大臣牧野伸顯的秘書悄悄拜訪過貴族院重要人物近衛文麿,建議帝國議會兩院(衆議院和貴族院)考慮指定一個節日來紀念明治天皇的偉大功績。不久之後,議會批準一項法案把11月3日定為明治節,3月3日,天皇發布敕令正式宣布這一節日。在明治天皇駕崩十周年時(1922年7月30日),日本宮廷和公衆對這個日子比較淡漠,為什麼裕仁繼位沒幾天就要推出明治節呢?這是因為他的登基典禮正在籌劃,宮廷集團需要使用各種手段賦予他更大的感召力以及抹去大正天皇的形象。

      由于1927年是大正天皇的官方哀悼之年,首次明治節全國慶祝活動要到次年才開始,因此尊崇明治天皇将發生在他的孫子登基慶典和“神化”過程中。事實上,1927年初,媒體已經稱裕仁為“明治天皇的化身”。在大正天皇哀悼年結束前,公衆已經習慣于把裕仁看成是新的明治大帝,作為明治大帝的孫子,他将延續帝國振興大業。

      下一步,裕仁和宮廷集團把手伸向内閣。1927年初,立憲政友會和政友本黨就大阪妓院醜聞和朝鮮獨立活動家樸烈減刑事件攻擊若槻内閣,宮廷集團的幕後活動使各大政黨明白了一個道理,他們可以通過“保護國體”而不是“保護憲法”來獲取更多的政治資本。4月17日,若槻内閣倒台,這個内閣其實是被樞密院裡的對手推翻的。對于裕仁和宮廷集團而言,若槻内閣倒台給他們提供了又一個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機會。裕仁與宮廷集團商議後決定讓立憲政友會總裁、退役陸軍大将田中義一組建下屆政府,随後他們通知元老西園寺公望,後者立即同意他們的選擇。

      4月20日,田中義一組成新一屆内閣,然而,不久之後,裕仁和宮廷集團發現他們同新首相在許多政策上存在分歧,他們不贊同立憲政友會通過人事任命來擴大權力的做法,裕仁希望官員任命應依據其能力,而非政治标準或所屬黨派。6月15日,裕仁召見内大臣牧野伸顯,抱怨田中義一的人事政策。牧野伸顯也覺得政黨人士——尤其是立憲政友會要員們藐視年輕的天皇,他保證會同田中義一談論這個問題。稍後他對田中義一表示,政黨人士在議會的表現使國家蒙羞。田中義一難以理解為何裕仁不滿意他的人事任命方式,畢竟,他任命盡可能多的立憲政友會成員當官僅僅是在遵循正常憲政的傳統做法。為此,1927年夏季田中義一告訴裕仁:“與以前的做法相比,我們并沒有在短時間内增加官員更換數量。”但這番話激怒了裕仁,裕仁再度命令他糾正錯誤。

        登基

      進入1928年之後,裕仁和宮廷集團的注意力日益聚焦于登基大典,這是向國内外正式宣布新天皇登基并已在履行天皇使命的最高儀式。為了給新天皇登基儀式、慶典和國家團結盛宴提供資金,帝國議會全體一緻通過一項預算案。這次登基慶典的預計開銷、規模、參加者以及維持秩序的警察數量都遠遠超過以前的天皇登基慶典,但裕仁和宮廷集團卻認為這麼盛大的慶典活動是必要的,這是一場“神化”新天皇的“造神”運動,可以借此跳過大正“空白期”,把裕仁同明治天皇直接聯系起來。

      登基大典雖然定在1928年秋季舉行,但實際上慶典活動從當年1月就拉開了序幕。1月17日,裕仁先後拜祭賢所、皇靈殿和神殿。從2月起,又接連舉行44場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儀式。1928年整整一年,日本本土和殖民地的報紙與電台每天都在報道裕仁登基慶典活動,幫助年輕的天皇打造一個新的帝王形象。

      11月10日,裕仁在京都禦所舉行登基大典,把将近一年的慶典活動推向高潮。14日夜至15日晨,他又在京都舉行“大嘗祭”。“大嘗祭”是一系列登基慶典活動中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活動,标志着天皇的“神化”。12月2日和4日,裕仁分别檢閱帝國陸軍和海軍,這兩場隆重的閱兵式向世界展示了日本的軍事實力,同時标志着裕仁登基慶典真正完成。

      通過将近一年的登基慶典,日本全國上下對天皇的狂熱崇拜與日俱增。慶典結束後,報紙繼續發表有關“年輕日本”使命的社論,警察加緊逮捕共産主義者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很多日本人在經曆裕仁登基慶典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堅信他們作為一個種族所固有的道德優越性。在這種氛圍下,到了20世紀30年代,許多日本人認為日本是一個種族純潔的國家,因此日本的對外戰争是“聖戰”,隻有日本勝利才能在東亞确立“新秩序”。在日本确立統治地位的裕仁将把目光轉向亞洲大陸,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日本軍隊一步步深陷中國戰場泥潭之中,等待他的是1945年的戰敗投降。

      



    (责任编辑:钦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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